“西安事变”中争取东北军
1935年5、6月间，蒋介石在西安设置了“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张学良为副总司令并代司令，将张学良入关时的30万大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作为剿共的主力，又派调他的嫡系部队胡宗南、关麟徵所部进驻陕甘，以监视东北军的行动，在向红军的多次进攻中，东北军和西北军均遭受严重的损失。
1936年4月，中共中央应张学良的请求，曾派周恩来副主席与其在延安举行了会谈，从此，张对中共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了较多的理解。
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周恩来代表中共赴西安谈判，迫使蒋介石接受了联共抗日的六项诺言。
我方在争取东北军联合抗日、建立统一战线过程中，作出了努力。中央选择了一批政治可靠、勇敢坚定的同志，以中央联络员和红军代表的名义，秘密派往东北军中做中上层军官的统战工作和秘密建党工作，刘培植被指派深入东北军开展艰苦细致的联合抗日工作历时四年之久。
1936年春节期间，刘培植身着便装秘密到了甘泉城内，通过内部人的关系来到东北军107师部，见到了师长刘翰东。刘培植说：“ 我们共产党人历来是不记仇的。战场上拿着枪相对是敌人，放下武器就是朋友。目前我们中华民族都面临着共同的敌人，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你们东北军被迫流亡关内，国仇家恨不能报，反而听从蒋介石的命令来陕西打共产党和红军，这是天地都不容的事，中国人民是坚决反对的。”刘翰东表示赞同，频频点头说：“先生言之有理，我们愧对三千万东北同胞，流浪他乡的滋味我是领教够了。”
刘培植说：“还望师长看清形势，联合抗日才是出路，”
刘翰东说：有联合抗日我们才能返回老家。”
对立情绪逐渐消失，话也谈得很投机。这样，107师就成了东北军与红军建立友好关系的第一个师，不但在战场上不向红军进攻，不打真仗，保存实力，同时也对我们出入苏区和白区提供了方便。105师和67军从西安给红军运送大批军用物资也是经107师协助才运到苏区的。
争取107师的情况，省委和红军军长肖劲光向周恩来副主席汇报后，周副主席又指示刘培植以军长肖劲光的名义去秘密会见东北军129师师长周福成，争取他与红军联合。但奸诈狡猾的周福成让态度蛮横的参谋长出面，欲扣押刘培植，遭到刘痛斥后不得已放行。路上派便衣特务欲暗杀刘培植，但刘及时与游击队接应将便衣特务击退。
周恩来副主席又亲自派刘培植带亲笔信，化装成军官做67军和105师师长刘多荃的工作。当进入营房时被门卫副官扣押。关在狱中期间，刘培植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争取了三个排长，他们都积极要求加入共产党，刘知道不可能，但为了不让他们泄气而没有明确拒绝。20多天后的一个夜晚，刘多荃师长秘密来到关押刘培植的地方，他说：“感谢周先生的决心和关怀东北军的诚意，我们愿意同红军联合抗日，我代表王军长向你道歉。”双方达成三项口头协议：东北军停止向苏区和红军进攻；如奉命进攻，事前通知，交战时枪口朝天放，秘密往来，互通消息。还同意为红军从西安购运军用物资。
此次门卫副官扣押刘培植，是国民党政训处主任所为，并密报蒋介石。蒋下令枪毙刘培植，张学良得知后，一面对蒋谎说执行命令枪毙，一面又命人将刘培植秘密送回去。此事后系张学良1963年4月9日在东北军117师部与周副主席秘密见面时告知的。
1936年夏，刘培植再去洛川时，带回了王以哲、刘多荃告知的一条重要军事机密；蒋介石命东北军调甘、宁一带集合，以阻止一、二、四方面军的大会合，并希望刘培植随他们的105师行动，随时保持与红军的联系。叶剑英立即致电周副主席，同意刘培植随东北军行动，穿插于我军和东北军之间，并接受彭德怀的领导。王以哲和刘多荃信守诺言，拥护我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给予我党我军很大的帮助，为抗日战争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西安事变”后，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出现了“三组一体”联合抗日的大好形势。但随着张学良、杨虎城被扣押，蒋介石、汪精卫派人暗中分化互解，东北军不久后即解体。党指示刘培植及战友们化整为零，转入地下继续斗争。几年来争取的许多东北军官兵，成了我党我军抗日的骨干力量。刘培植又随51军开赴抗日战场参加了许多重大战役和战斗，并发展了多个党的秘密组织，直至抗日战争的胜利。
无形战线的有形斗争
1945年9月，党中央召开了第二批赴东北工作队全体成员大会后，由刘培植任队长，从党中央和中央各机关与晋冀豫根据地抽调约100名干部赶赴东北，和中央各机关与晋冀豫根据地抽调约100名干部赶赴东北，开展建立巩固东北根据地的工作。辽北省委成立时，刘培植负责建立公安总局并被任命为总局长。接收和建设东北是一场尖锐、激烈而又复杂的斗争，国民党蒋介石不允许我党我军接收东北，他们委任大批的旧警察、汉奸、土匪、伪职员为“接收大员”，利用空军和交通干线运兵迅速占领大中城市。处于游击区的地域，双方像拉锯式的争夺很激烈。为了对付公开的和暗藏的、拿枪的和不拿枪的敌人，配合我党我军公开斗争，刘培植领导的公安总局开展了“无形战线”的斗争，每个城市都秘密布置了情报和侦察人员建立了潜伏系统，与敌人斗智斗勇。
在敌强我弱的复杂战争环境中，刘培植和同事们为了稳、准、狠地打击暗藏的敌人，大力开展侦察和反侦察工作，有时甚至以“敌人”的身份开展工作，直接与敌人正面接触，拉关系、搞情报、诱敌中计落网。1946年5月，他们采用打进去的办法，经一番惊心动魄的较量，使敌人中计一举歼灭了国民党东边道“地下军”司令部，俘获了包括司令、军长、师长、参谋长及所属人员。
开发北大荒的创始人
1948年12月，东北解放战争胜利结束，大批革命残废人（当时称荣誉军人）急需妥善安置，而这些人员也迫切希望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贡献力量。东北人民政府最早成立了荣军工作委员会，刘培植被任命为主任。至1949年，东北6省相继办起了荣军农场，并引进了机械设备。1950年，仅黑龙江的伊拉哈农场开荒的第一年，就生产了150万斤粮食，至1952年耕地面积扩大到3.6万亩，生产粮食700多万斤。
荣军农场取得的成绩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的反响，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农垦事业的发展。后来又有许多抗美援朝的志愿军负伤转业复员到农场，参加了农垦事业的建设，为我农场向规模化发展创造了有益的经验。
在没有投资、技术、设备的情况下，他们克服困难，创造条件，创办了农工商联合企业，如以轻工业为主的各种小工厂，小煤矿、机械装配厂，纺织厂、日用品厂、副食品厂等，有的逐渐发展成为后来的沈阳拖拉机厂、印刷厂、电瓶厂等大中型企业。如东北荣军建筑总公司下设的6个分公司，分布在鞍钢、抚顺、锦州、哈尔滨、长春等地，建筑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多达万余人。1950年，东北农工商企业为国家创造的利润折合东北币一千亿元。
1948年期间，刘培植还同时组织荣复军人进军北大荒，开始了将北大荒变为“北大仓”的艰苦创业历程，成为当今大型农场的奠基人。他们率先创造的“北大荒精神”，永远成为中国精神文明宝库中闪耀光彩的宝贵财富。
夕阳争辉呈异彩
1979年2月，刘培植长达21年的历史冤案得到了彻底的平反，并被任命为农业部副部长，分管办公厅和基建工作——一个新的工作领域又呈现在他的面前。
十年动乱，农业部原有的风貌早已荡然无存，过去的办公环境丧失殆尽。
农业是基础是中国人民赖以生存的根本。一上班，他就立即按分工抓农业部办公大楼和大批宿舍楼的建设，化解多方面的矛盾，克服许多重大的困难，历经多年的曲折和反复，终于在1988年5月建成了3000人办公的新农业部大楼和一批住宅楼，为农业部解决了多年积累下来的一大难题。
1980年9月，刘培植以农学会顾问的身份带领中国农学会代表团一行8人东渡日本，进行为期三周的访问，使他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借鉴了经验，对如何实现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经济，让农民加快富裕的步伐更加胸有成竹了，提出了“十大建议”并受到重视。
在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的6年间，他就拟写提交了议案近百份，撰写了多部著作；参加了不知多少次社会和公益活动。更为难能可贵的是，除西藏和台湾外，6年中行程十万里，到各省（市）、自治区进行调研和考察。大江南北，广袤的草原，荒凉的沙漠，偏僻的深山，边远的海岛，都留下了他艰难跋涉的足迹。工、农、牧、林、渔等行业都吸纳了他理论联系实际、解决现实问题的深刻见解，许多部门、企业、地区等都能从他的建议中受益匪浅。
截至记者采访时，刘培植已88岁了，但他始终铭记着“将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的名言，在为社会为人类默默奉献中继续用他的铁骨丹心书写着他的传奇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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