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是声名显赫的商人，身价数亿，也是众人敬仰的收藏家，在中韩建交时还曾是一名重要角色，相互转换，让人们在羡慕、敬仰于逢泉之余，不禁对其经历和生活产生了兴趣。于逢泉是何人，他的实力、人脉、知识又有什么过人之处？

    敏锐的眼光，于逢泉成为香港兔毛生意第一人

    于逢泉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父亲在北京有几个商号，在当时可以称得上是声名显赫的资本家。当时，长字头的商号都是于逢泉家的。福字头的商号是做什么的呢？粮食、酱油、老抽、生抽、醋什么都做。那时候，于逢泉家里在北京粮食界是第一个引进电磨的，那个时候电磨可是高科技，是北京头一号。虎牌酱油也是他们家生产的，远销全国，需要好几套马车送货。
    到了１９５６年后，随着资本主义改造，公私合营等政策的出台，于逢泉家逐渐开始败落，到现在为止，于逢泉是全家唯一正在经商的商人。
    1966年，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大学不让上了，于逢泉跟着被分配到中科院生物学实验中心、分配后，于逢泉并没有停止学业，他继续上电大，上数学系和机械系，可惜后来电大也关了。
    1978年，于逢泉去了香港，开始的时候是打工吃饭，后来逐渐开始做起了自己的生意。
河南郑州的兔毛是于逢泉在香港最初的生意，为什么会选择兔毛生意呢？作为全香港第一个做兔毛生意的人，于逢泉的独特眼光和精锐头脑值得称颂。于逢泉说：“选择兔毛生意主要靠平常观察，看报纸、看资料，有时候和朋友聊一些动态。我当时是奥地利一家企业集团驻中国的全权代表，在石家庄做一个高档润滑脂厂的投标，后来中标了。石家庄的成功是我人生中的第一个成功，也赚了一些钱。从那以后我开始做兔毛，全香港我是第一个做兔毛的，而且发展速度很快。那个时候兔毛在国际市场非常热，但是在国内真正开始做的不多，河南是大户，第二是山东。山东还不成气侯，所以就在河南那边开始起家，是河南郑州兔毛。
后来兔毛掺假了，掺白糖水，掺沙子，我就放弃不做了。”
    停止了兔毛生意，于逢泉改行做起了一些成套设备的出口生意。那个时候，孟加拉国刚刚独立，提出了《第一个五年工业发展计划》，准备在加普拉特地区建一个年产30万吨的水泥厂。听到这个消息后，于逢泉果断地去了孟加拉国，见了孟加拉国的工业部长。这次洽谈非常顺利，于逢泉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说服工业部长买中国的设备。当时，于逢泉的出发点就是两方面，一方面是看中这个很好的机会，中国的确可以供应这个设备；另一方面就是当时讲究援外，而我们的设备又适合相对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为什么不能卖呢？于是于逢泉就花重金做了这个事情，可是后来，合同签署完了，到了马上就要履行的时候，孟加拉国的政策变了，合作也随之流产了。这是于逢泉开始做生意后的第一次惨痛失败，经济上也受到了一定的损失。

    深刻的领悟，点评商场如战场

    于逢泉经商将近三十年，生意做的多了，逐渐积累了很多经验，也形成了自己的商业理念。有的人称他为资本家，有的人说他是企业家。他到底是资本家还是企业家？在他看来资本家和企业家的区别又是什么呢？
    于逢泉说：“关于资本家和企业家的区别，我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曾经给学生们讲演过。人们用自己全身的气力甚至自己的生命在商品社会里做了一些交换，累积了一定的资本，而沉淀这些资本的权威就是资本家。资本家有大小，但都叫资本家，一千万也叫资本家，一亿也叫资本家，企业家就不同了。第一要看企业的资金是否雄厚，其次要看反馈社会的多少，第三是为社会创造了多少就业。这三个是考察企业家的标准。”
    衡量的标准有了，到底怎么样才能做好呢？
    “讲道德、守信用，永远小心前面的陷井。风险总是有的，不可能不存在。” 于逢泉语重
心长地讲出了这句话。对于现在很多一时赚钱以为一辈子都会赚钱的经商之人，很有借鉴意义。
    做任何事情都是存在风险的，尤其是对于风云变幻的商海而言。你今天可能是富豪，明天有可能就是穷光蛋，这就是风险。于逢泉对于这种风险的解释是：“这种可能性有两种原因，一种是社会客观的，一种是自我的，主动检查自己的主观原因是对的，但你无法抗拒的是客观，也永远逃脱不了自己的责任。”
    经商不仅让于逢泉生活富足，同时在商政关联的今天，也让于逢泉在政治上成了一个小小的人物，尤其在中韩建交的关键时刻。在中韩建交之前，于逢泉就和当时韩国的政商关系比较熟。当时韩国总理全斗焕的弟弟全金焕，和于逢泉是合作关系，让于逢泉有了一些政治背景。而同时中方这边的高层又和于逢泉有所往来，于逢泉水到渠成地担当了这个建交桥梁的使命，成了中韩建交中的一个人物，事实上包括后来中韩的亚运建交，也是从于逢泉这边开始的。
    于逢泉可谓是商场得志，政场得势。经商是他的主业，收藏是他的兴趣。如果有一天不让于逢泉经商了，换个职业，于逢泉又想做什么呢？
    “我想写书。” 于逢泉没有犹豫片刻，就回答了记者的问题。
    “为什么选择写书？你想告诉读者什么？”
    “对于任何人而言，人生经历都很重要。不管是酸甜苦辣，都是很难得的。你首先不要把它看成是一种痛苦，也不要刻意地去追求痛苦，制造痛苦。如果你遇到痛苦也不要怕什么，把事情想开了，宽广的心胸是很重要的。” 于逢泉似答非答的回答了记者的问题。

    虔诚的赤子心，于逢泉走上了收藏路

    收藏是需要积淀的，无论是博古通今的知识还是丰富曲折的阅历。
    于逢泉开始收藏，是偶然也是必然。收藏是于逢泉的爱好，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是迟早的。说起收藏的偶然，恐怕还要追溯到1981年《北京晚报》刊登的一篇报道，报道称：当时很多国宝都流失到国外去，侯宝林先生认为很可惜，便拿出自己的财产去把部分古董买回来收藏，减少古董的流失。就是这样一篇普通的新闻稿件，深深地触动了于逢泉的赤子之心，在他看来，他可能比侯宝林先生有钱，所以更应该收藏，让这些国宝留在属于它们自己的国度里。
    出于朴实的爱国之情，于逢泉开始收藏。开始的时候他只是收藏明朝成化年间的瓷器，一些釉底红，一些彩瓷等等。在那个年代，这些东西不过是十块八块的价钱，甚至还要便宜。因为当时并没有多少人知道它们真正的价值，按照于逢泉的话说就是：“当时没人把它当什么玩意。”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二十几年后的今天，收藏进入了一个盛世阶段，文物的价值也随之飙升。如果当初没有过人的眼力和赤诚的心，也许于逢泉现在也不过是个普通人。
    当记者问到于逢泉有什么收藏珍品时？他这样回答：“1980年到1982年这个阶段，国家对文物这块还没有真正重视起来，也没有出台相关的文物管理政策和法律法规。这个阶段，我买了不少瓷器，再加上自己的一点认识，应该说收藏的都是珍品。”既然都可以称得上是珍品，那肯定有一些可以看成是珍品中的精品。接着，于逢泉兴致勃勃地给记者介绍这些珍品中的精品：“明朝成化年间的瓷大概有那么若干件，大大小小的，对的，单的，观音瓶的，青花瓷的都有。以青花瓷为主的宋代碟盘碗也有，唐伯虎的仕女，郑板桥的竹子，齐白石中早期的《烟波万里图》，董其昌的字都收藏过。一些现代画家的也比较多，都是亲笔画的送给我。”
    “那这些珍品应该都是独一无二的吧？”作为收藏外行的记者提出了自己的疑问。于逢泉笑着回答记者：这我可不敢说。作为收藏人谁也不敢说自己的藏品是独一无二的，但是我敢说我的藏品都是货真价实，绝无赝品。这么多年来，我的收藏也有相互之间的交流，也有行家过目，基本上都给予了肯定，但是也有否定的，肯定的我并不高兴，否定的也不生气，我对于收藏就是这样一个很自然的态度。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收藏，有钱的收藏，没钱的也收藏。收藏似乎已经成为了一种时尚，一种潮流。作为收藏大师的于逢泉又是如何看待这个现象呢？“现在是君子搞收藏，小人也搞收藏，文化人有钱了搞收藏，老粗们有钱了更搞收藏。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到底什么样的人应该搞收藏？比如中国水墨画历史悠久，是几千年来的艺术，从轨迹来看，轴线上的人物很多，你不管怎么评论，都离不开这样的艺术家。但是现代画家则不同，真正能够入流的太少，公认的更少。名人字画，字画名人，现在是名人字画多，字画名人少。” 于逢泉的言论让我们不得不对收藏多了几分思索。

    复杂的一生，最好的方法是简单处理

    于逢泉是个重情重义的人。1980年的时候，随着香港生意逐渐稳定，于逢泉开始大陆香港两边跑，还在大陆投资了一个公司。他希望能够把更多精力放在妻子身上，留给家里。可是，随着中韩建交的不断推进，于逢泉不得不开始总往韩国跑，处理一些政治上的事情。由于事情的高度保密性，面对妻子的疑问，于逢泉总是不能给予很好的解释。一次两次，妻子的疑问越来越大，夫妻间的隔阂也越来越深。1990年，妻子提出了离婚。于逢泉的家庭随之破裂，妻子带走了于逢泉很大一部分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