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的一次疏忽，由于忘记签证，随导师访问的邓中翰被迫滞留日本，无事可做的他只能出去瞎逛。站在东京银座的街头，看着来来往往、忙忙碌碌的人群，以及那种富庶和繁华，从未接触过商业世界的邓中翰突然困惑了。
    “为什么自己离开中国时人们的工资才一百多元，而有些国家会这么发达？为什么有日元、美元，还有人民币？为什么有股市？为什么有产业？穷国、富国、股票、企业、创新……这些在我以前的生活中从来没有考虑的东西突然间全冒了出来。这些东西之间有什么联系，它们又是如何支撑着这个世界的运行？”邓中翰陷入了疑问。
    在伯克利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人横跨过理、工、商，考虑到知识结构和精力的问题，校方拒绝了邓中翰兼修经济学的请求。邓中翰找到伯克利的传奇校长，美国历史上担任顶尖大学校长的第一位华裔——田长霖教授，在诉说自己的一番想法后才如愿以偿。
    当时，后来成为中星微骨干之一的张辉也来到伯克利攻读电子工程学博士，和邓中翰成了同门师兄弟。由于彼此非常投缘，他们还合租了一套公寓。张辉因此目睹了邓中翰凌晨4点回来，早晨7点又出门学习的真实经历。
    在学习经济学的过程中，邓中翰发现这个世界远不是自己当初从技术角度所看到的那么狭窄、那么专业、那么简单。他一下子明白了：在体现个人价值的同时，也应该为社会创造更多的价值，这种价值会随着商业、股票甚至于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等方方面面的发展体现出来。而最大的收获则在于，邓中翰学会了独立思考，不再是别人考托福自己就考，别人去伯克利物理系自己也要去。
    当这种商业思维和原有的技术思维交织在一起后，邓中翰已经不再是那个只会埋头学习的好学生了。
    到1996年年底毕业时，邓中翰拿下了物理学和经济学的硕士、电子工程学的博士学位，成为伯克利建校一百多年来第一个横跨理、工、商3个学科的人。
    这种知识结构使得邓中翰在行事时考虑问题非常细密，很多人在定位他时感到困惑，不知道他到底应该算是技术型人才、管理型人才，还是商业型人才，因为他实在太像个“全才”了。

周光召的邀约

    毕业后，邓中翰曾先后在Sun和IBM工作。1996年，正当IBM的“深蓝”计算机和国际象棋大师卡斯帕罗夫的对决如火如荼之时，对此深感兴趣的邓中翰加盟了IBM。仅仅一年，他就申请了好几项专利，还获得了“IBM发明创造奖”，让当时IBM资深的工程师都刮目相看。但也就仅仅一年，他就厌倦了这种大公司的环境，觉得在这里缺乏自己渴求的创新动力。
    1997年，邓中翰回到硅谷，就像在浑厚的创业氛围熏陶下的很多硅谷毕业生那样，自己创业。他创办的是一家名为Pixim的研制高端平行数码成像技术的公司，并任董事长。Pixim公司在技术上做的非常成功，在2000年创造了每秒成像8万次的世界纪录，并保持至今。市值曾达到1.5亿美元。
    正当邓中翰沿着典型的硅谷生活轨迹顺利前行时，1998年，中国科协主席周光召找到了他。作为忘年交，二人本是旧识，但是这一次，周光召带来了一个沉甸甸的话题，“中国半导体工业可能要走一条新的道路才行，你想想看，有什么好的办法来做。”周老对邓中翰说。
    周老告诉邓中翰中国在芯片领域的发展情况。中国科学院早在1965年就开始了集成电路的相关工作，但直到1990年，我国仍未能在此类产品的大规模产业化方面取得建树，1990年后的两次冲击也均无果而终。而作为电子信息领域的核心，中国的芯片技术必须发展起来。
    因此，面对周老提出的问题，考虑到中国的芯片业到底应该如何突破的时候，邓中翰从自己看到的、最擅长的，也是亲身经历过的硅谷模式出发，提出中国宜尝试一种新模式——采用硅谷式运作的可能。
    “你来做这件事，怎么样？”邓中翰没想到周老会这样问自己。
    周光召看中邓中翰并不是心血来潮，满腔爱国热情、人品和学业优秀、硅谷的成功创业经验……这些品质让他觉得邓中翰正是可以振兴中国芯片产业的人。
    对邓中翰来说，这却是一个艰难抉择的过程，中国的产业环境不好，而自己在美国的公司正欣欣向荣。思考中，他想到了田长霖校长的话，“如果你真能同时读下 3个学位，的确是件非常了不起的事。但有一天你能把所学的知识转变成财富，为中国的发展创造出奇迹，才是我最希望看到的。”当初田校长在答应邓中翰学习经济学的请求时，也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邓中翰在留学之初，抱着的就是深造的念头，并没有想过不回来。此时，在其成长过程中一直怀有的那种责任感又适时地蹦出来了，再加之国家的信任，对事业可行性的评估，再三考虑后，邓中翰终于答应了周老。
    但邓中翰很清楚这件事的份量，光自己一个人回去是做不成事的，必须得有一个团队，用一个核心的文化、核心的凝聚力来构筑公司的起点。师弟“张辉”第一个出现在邓中翰的脑海中。1998年，张辉已经毕业，在贝尔实验室从事无线通信、低功耗芯片的研究。从1998年年底开始，他发现好友邓中翰频频回国。邓中翰也在有意识地一点点向张辉透露：自己正在和信产部酝酿以新模式发展中国的芯片产业，而且已经向包括李岚清副总理在内的国家领导人介绍了硅谷的风险投资模式。在有了足够的了解、心理准备和思考后，当邓中翰拉他入伙时，张辉并不吃惊，但他没想到会以这种方式实现自己在硅谷生出的创业梦。
    之后，邓中翰又想到了杨晓东，他们是在一次次的硅谷学术交流会议中认识的。作为斯坦福大学的电子工程学博士，杨晓东有在英特尔和惠普的工作经历，长期从事CMOS大规模集成电路系统的研究。虽然十几岁就从上海来到美国，但杨晓东一直保持着中国国籍。和邓同样，在大公司工作的经历让他发现自己还是喜欢在有高成长性，每天都能接受新挑战的环境里工作。当邓中翰提到要做一个技术上绝对领先的公司，而且是在中国时，杨晓东爽快地答应了。
    后来邓中翰又找到了南京师大附中的同学金兆玮，成都电子科技大学毕业的金曾在电子部十四所参与过一些国家项目，后移民到了加拿大，但和邓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当团队组成后，4个人专门做了如下分工：邓中翰是一个知识结构和能力都很全面的人，做事情喜欢从全方位考虑，所以主持大局；张辉擅长站在各方的角度看问题，协调和平衡能力很强，因此负责市场；说话和走路的频率都比别人快的杨晓东则是对技术充满了激情，那就完全专注于技术；金兆玮和再难缠的人都能打交道，所以抓销售。
    就这样，带着互信，这几个不同时段的朋友跟邓中翰一起开始了新的创业。直至6年之后的今天，这个核心团队依然完整，没有一个人离开。

信产部成了VC

    当团队们在一起讨论选择以何种方式做芯片时，一下子就达成共识：Fabless(无工厂)，只做芯片设计，相对容易启动。虽然当时国内没有先进的芯片制造商，但可以拿到台湾制造。
　　 应该说邓中翰在当时选择多媒体芯片领域作为突破口具有相当的前瞻性。在1999年手机的功能还很土的时候，他就提出手机肯定会提供相机、视频等功能。但当时谁也说不准未来究竟会怎样，还是有些冒险。但邓中翰想的是：不冒险，又怎么有机会？
    为了便于公司管理，在与有关部门沟通时邓中翰明确提出：“这公司要由我做董事长。”他的想法与信产部不谋而合，信产部也希望由他们来挑大梁。最终信产部只扮演了风险投资人的角色，并不干涉企业的日常运营。
    1999年10月1日下午，邓中翰和张辉、杨晓东及金兆玮4个人出现在长城上。带着上午观看50周年国庆大典的兴奋，他们在这里誓师。在一张后来被广为传播的照片上，当其他3位创始人都在做出类似于胜利的手势时，邓中翰却手臂交叉、心事重重。
    邓中翰在当时的那一瞬间下定了决心：一定要用大家在SUN、IBM、朗讯这些公司学到的东西，把芯片这个中国落后了几十年的产业推动起来。但是他明白在这条路上，不知道要碰到多少困难。

神话背后的中星微

    中星微成功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CCTV年度经济人物大奖”……2005年无数的荣誉扑面而来，让本来处在终端用户视线之外、埋头做技术的中星微变成了耀眼的公众公司。
    60%的市场份额,7大类、500多项技术专利给对手所设置的极高的进入门槛，上市又赢得了更多的资源——中星微在多媒体芯片领域绝对领导者的地位看上去牢不可破。
    “对我们企业而言，芯片就像微软或者英特尔一样，要么做第一，要么挣不到钱，所以我们的雄心是统一天下，拿到100%的市场份额。”与外界的浮躁相比，邓中翰无疑是冷静的。
　　 2003年，邓中翰的另外一个重要举动是与吴鹰、丁健等一起发起了“数字中国”计划，宗旨是“推动整个中国及亚洲数字化进程，促进中国与发达国家数字化发展”。通过对数码芯片的投资，邓中翰要实现他“使中星微成为数字影像领域的领头企业，将中国的数字影像技术产业作为一个整体带向世界数字化前沿”的目标。而下一个重要目标则是可作为“网络入口”的电脑摄像头，尽管它看起来难以做大市场，但这正是中星微最具长期发展战略性质的项目。
    除了来自竞争对手可能的威胁外，中星微再向下发展面临的还是自己，同时也是中国芯片产业多年发展，一直以来困扰的问题：人才。芯片设计是一门很专业、很高精的学问，而芯片研发又比较枯燥，需要长达一两年做同一件事情。现在社会普遍变得越来越浮躁，那种踏踏实实静下心来做事的人越来越难找。另一方面，留学回国人员也很难招，毕竟中星微在工资等各方面都不如跨国公司。
    中星微的成功之路还能走多远？中星微目前的成功对中国整个芯片业的发展有多少借鉴意义？
    中星微2005年预计销售额将达到8000万至1亿美元，从规模来看，目前中星微所处的多媒体领域，在整个产业中还是极小的一块。而且毕竟CPU还是目前的战略制高点。从芯片的产业链来看，分为设计、制造、封装、测试，设计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而已。中星微应该说的确是在数字多媒体领域杀出了一条血路，但这只是一个点的成功，要延伸到面并不是那么容易。
    不过虽然中星微前途难料，而且它的成功并不意味着中国芯片产业的成功，但是中星微的价值并不仅仅体现在技术的领先。与那一系列让人眼花缭乱的“中国芯”不同，中星微走的是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作为一个信产部参与投资的企业，利用硅谷模式创业，不靠在国家身上，一开始就坚持全球化，最终走向国际金融市场，这也许才是中星微给中国信息产业留下的最大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