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初，他的个人资产已经达到3000万美元，成为内地第一个私企出身的亿万富翁。如今，与他同代的富豪要么早已退出历史舞台，要么已经淡出公众视线———而他依然还是江西首富，他一手打造的企业非但没有被时代所淘汰，反而越做越大，成了谜一样的“寿星”。在解读这位“中国内地首位亿万富翁”的致富路径时，他被学界归为“无心插柳”型。从创业到发迹，一切似乎只是出于偶然，但结果却又出乎意料的完美。
　　21岁，张果喜平生第一次走出江西余江老家，来到“大上海”，但是却无心欣赏身边大城市的繁华。他心里想的是厂里还有二十多名职工在等着“吃饭”，还有他们头上2.4万元的债务。
2.4万，在上世纪70年代初期的内地，是一笔巨款；即使在大城市，当时人们的月工资也不过只有50多元而已。
　　第一次远离家门，张果喜和同伴一行4人共带了200元钱。因为怕被小偷扒去这笔“巨款”，他们躲进厕所里，每人分50元藏在贴身口袋里。晚上舍不得住旅馆，就蜷缩在上海第一百货公司的屋檐下打盹。
来上海之前，张果喜说服父亲，卖掉了家里的祖屋。那房子已经住过张家祖孙三代人。房子卖了1400元，张果喜全部拿到厂里，一部分用于发放工资，一部分打算用来“赌”一下，为他担任厂长的小木工厂寻找一条新的生路。
此时的张果喜，外表看似落魄，内心却充满着希望。
　　为生计闯进大上海
　　今天，在江西余江县城，随便找到一个人问起张果喜，他们都会竖起大拇指，告诉你，那是余江的福星。
　　那家曾经濒临倒闭的小木工厂，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木雕厂———余江工艺雕刻厂，曾被《纽约时报》称为“建在稻田里的帝国”。江西老表也有了“天下木雕出余江”的自豪感。
1952年，张果喜出生在余江县一个普通农民家中。不但家贫，且自幼丧母；刚刚升入初中，“文化大革命”的狂潮又席卷了他所在的县城，学校里无书可读。15岁的张果喜只好到余江县邓家埠农具修造社木工车间去当学徒。木工学徒每天做的活就是锯木材。那时锯木材不是用机器，而是用手拉锯，要把一堆一堆的木材变成木锹、犁把、独轮木车等。上进心极强的张果喜没日没夜地工作，结果把肾给累坏了，尿中带血，几乎是每星期一次。5年的“血尿”，给张果喜换来了一个“好木工”的称号和“车间主任”的职务。
　　但光有一腔热情是不够的，他所在的厂因为经营管理不善，状况一年不如一年，到1972年，已濒临倒闭散伙的局面。结果，无法自负盈亏的木工车间被从厂里剥离出来，单独成为木器厂。年轻的张果喜被任命为厂长。名为厂长，可是他从农具社得到的资产除了3平板车木头和几间破工棚，就只有21名职工和他们的家庭近百口人的吃饭难题以及沉重的债务。
　　当第一次发工资的日子来临的时候，张果喜却连一分钱也拿不出来，实在没办法，他只得拿卖祖屋的钱解了燃眉之急，以后，张果喜又陷入了沉思：木器厂必须找到能赚钱的活干，如果只是在附近农村揽点活计，又能做出多少钱？
　　张果喜想到了上海。因为他平时常和“上海知青”们聊天，从他们嘴里知道了上海是一个大世界。于是，就有了张果喜“200元钱闯进大上海”的一幕。
在上海的第一站，他选择的是上海手工业管理局。一大早，刚来上班的工作人员见到门口站着几个人，便问:“有什么事？”张果喜先作简单的自我介绍，然后说出想在上海找活干的心事。工作人员介绍他们到上海雕刻艺术厂去看一看。
　　在雕刻厂的展示大厅，张果喜看上了一种樟木雕花套箱。套箱是由两个或三个大小不一的箱子组合而成的，每个箱子都是单独的工艺品，套在一起又天衣无缝；箱子的四沿堆花叠朵，外壁层层相映着龙凤梅竹，十分精美。每件套箱的收购价是300元。张果喜一算，以一单合同50个箱子计，就相当于可以赚下10套房子啊。
听说他们是余江来的，工作人员知道那是“毛主席表扬过的地方”，因此接待人员显得特别热情，信任地答应了张果喜提出的承做50套出口樟木雕花套箱的请求，并当场签订了合同。张果喜歪歪扭扭的签字，第一次与1.5万元巨款连在了一起。
　　独具眼光选中木雕佛龛
　　张果喜是个有心人，他对伙伴们的木工技艺心中有数，知道要做这样精细的活计还有难度，便决定先在上海艺术雕刻厂学习一个星期的木雕技术。他们4人分工，一人拜一个师傅，一人学几道工序，就是死记硬背也要把这个产品的工艺流程和制作技巧牢牢地记在脑子里，就这样苦学了7天。临走时，张果喜还从上海艺术雕刻厂的废纸堆里，拣回了几张雕花图样，又顺手牵羊地带走了一个报废的“老虎脚”。回到余江的当天夜里，他就召开全厂职工大会。
　　为了快速提高大家的木雕技术，张果喜拿出了他当学徒时的拼劲。他把全厂的碎木料全部清理出来，分成三十几堆，全厂职工每人一堆，让大家照着样品上的花鸟去练雕刻。接着，他把工人带到有“木雕之乡”美称的浙江东阳，向这里的老师傅学习；又把东阳的老师傅请到余江来教。套箱需要上等的樟木，余江县城连樟树都很难找到，他又带领职工到远离县城的山区去采购。有次遇到大雨，运送樟木的拖拉机陷入泥塘，他和职工冒雨干了一天一夜，硬是靠手推肩扛，将两吨多重的樟木弄上了拖拉机，饿了，就吃一个5分钱的发饼，渴了，就喝几口山沟里的水……就这样，张果喜经过半年多的时间，如期交出了高质量的樟木雕花套箱。他们独具一格的“云龙套箱”，还轰动了1974年的“广交会”。
　　这让张果喜下定决心要吃工艺雕刻这碗饭。他给每一位雕刻工发了画笔、画板，要求每人每天一张素描，由他过目、评分。他挤出经费，让雕刻工外出“游山玩水”，接受美的熏陶。于是，各种题材、各种风格、各种流派的雕刻艺术，都逐渐汇聚到这个小厂里来。
1979年秋天，张果喜第二次闯上海。如果说张果喜第一次来这里是为了找碗饭吃，那么这一次就是他迈向富豪之路的第一步。
　　在上海工艺品进出口公司的样品陈列厅里，一尊尊出口日本的雕花佛龛，久久地吸引着张果喜的目光，再一打听，一个佛龛有70%利润，而他生产的雕花套箱一个只有25%的利润。工作人员告诉他，佛龛是日本的高档工艺品，也是日本家庭必备的“三大件”（轿车、别墅、佛龛）之一。佛龛是用来供奉释迦牟尼的木雕宫殿，大小只有几尺见方，结构却非常复杂，成百上千造型各异的部件，只要有一块不合规格或稍有变形，到最后就组装不起来。因为工艺要求太高，许多厂家都不敢问津。
“这个活，我们能做！”张果喜毫不犹豫地与上海工艺品进出口公司签了合同。
他带着样品回到厂里，一连20天泡在车间，和工人们一起揣摩、仿制，终于把“佛龛”做出来了。第二年，果喜木雕厂创外汇100万日元，其中65万日元就是佛龛收入；第三年，果喜木雕厂创外汇156万日元，佛龛收入超过100万日元。
　　为了能在国际市场上站稳脚跟，张果喜对于产品的质量有着极其严格的要求。有一次，一个工人在雕刻佛龛横梁上一左一右两条龙时，左边的龙须比右边的龙须短了两厘米，张果喜竟生气地摔断了那根价值几百元的横梁。他说：“宁可自己受损失，也不能砸了厂里的招牌！”
就这样，在创业十年后，张果喜神奇般地建立起“稻田上的帝国”。到1990年果喜集团正式成立时，它已是本行业中最大的木雕联合企业。
　　或许是缘于只有初中肄业的文化、土木匠这样草根出身的考虑，张果喜的第一桶金，乍一看像是“无心插柳柳成荫”，但当我们注意到他推进的每一个关键点时，就不难看出，他实际上是“有心栽花”，而纯非“无心插柳”。他的崛起应该归于“一招鲜”———生产佛龛的技术门槛让后者一时难以跟进；他对传统雕刻工艺工序的改造使产品便于大规模生产；他对质量的精益求精阻击了韩国、港台等国家和地区的对手，几乎垄断了日本整个佛龛市场。
　　回首创业之初，张果喜感慨道：“还是要把自己看得和原来的那个小木匠一样，不但善于雕刻木头，还善于雕刻各种资源，从而精雕我们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