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安立档案

　　198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生物系。
　　 1991年毕业于美国南卡罗莱纳州的舍曼正统脊椎矫正学院（Sherman Straight of　Chiropractic College）获博士学位。
　　 1992年通过美国国家级考试，并于同年通过南卡罗莱纳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的州考试，成为美国南卡罗莱纳州脊椎矫正医师。
　　 北京凯诺脊椎矫正健康研究中心创办人。

　　在众多留学美国的中国学生中，董安立算是比较成功的了。在美十年，他拥有三家脊椎矫正诊所，购置了自己的房子，甚至还拥有私家游艇，在美国能有的一切，他似乎都拥有了。然而，1999 年的一次回国经历，使他不再满足。
　　 董安立发现中国的任何一个角落都没有专业脊椎矫正的影子，连大医院都没有专门治疗脊椎病的科室。虽然备受脊椎病痛折磨的病人随处可见，可脊椎治疗却存在极大的盲目性。大量中国人迷信“绝招、秘方”，很多人因为根本没有意识到要关心自己的脊椎，直到疼痛难忍才去就医。
　　 董安立想了很久，终于做了个出人意料的决定：将美国的诊所交给妻子料理，自己回国推广脊椎矫正理念，创办美式脊椎矫正诊所。

　　我是一个务实的人，希望做一些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情

　　带着一个脊椎健康的理念回国，董安立希望踏踏实实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因为他发现，“在中国大多数人都是在脊椎出现了症状才去看病，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董安立说，作为唯一直立行走的动物，人类的脊椎承受了很大压力，容易错位。一旦错位不加以及时矫正，就会压迫神经甚至影响到身体的一些器官。
　　 1895 年帕默医生创建了美国脊椎矫正学，以解剖学、生物力学和 X 线学等现代医学为基础，采取自然疗法，通过人工手法矫正使错位的脊椎恢复到正常位置，使患者免去手术的痛苦。如今在美国，平均每 4000 人中就有一位脊椎矫正医师，脊椎保健已经像牙齿保健一样成为美国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让董安立忧虑的是，对于脊椎矫正，绝大多数中国人还很陌生，大部分人对于疼痛的态度是忍耐。“我是一个务实的人，这一点和家庭教育有一定的渊源”。董博士说：“我的外公是协和毕业的军医官。母亲的童年正是抗日战争的时候，外公常年不在家，外婆总是教育孩子说：‘现在我们亡国了，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才能救国家’。母亲长大后成为化工总工程师，一直都希望自己能实实在在地做一些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情。”
　　“对我影响最深的，是我在北大的导师生物学家潘教授。”提起潘老师，董安立充满了崇敬：“当年在学校，在学术研究最困难最冷落的时候，我跟着潘老师研究大熊猫，每个休息日都泡在实验室。后来潘老师又跑到偏远的广西少数民族村寨去研究叶猴，一干就是好几年，他帮助当地落后的村寨通了水、电、沼气、自来水，兴办小学，建立研究所和观察院，让当地变成一个既适合人类居住又有良好条件观赏、观察叶猴的地方。”董安里感慨：“潘老师只是一个生物学家，但他在不断地做社会性工作，他说话做事情总是充满了激情，为什么呢？因为他有社会责任感，希望为这个国家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追随自己父辈和导师的足迹，董安立为自己的人生定了一个更高的基调。

　　这是一项工程，需要时间来推广

　　在董安立开办的北京凯诺脊椎矫正健康研究中心的诊所里，前来就诊的病人络绎不绝，各行各业各个年龄段的都有。刚做完脊椎矫正的甄女士提起自己的病史仍记忆忧新：“以前一直疼，忍到不能忍了到医院做手术，可两次手术下来都没有好转。一年前刚来诊所时疼得坐在走廊直哭。最初的矫正都是家人搀着我来的。做了三十多次后效果越来越明显，你看，现在我已经可以自由活动了。”
　　 面对患者的喜悦，董安立却不无遗憾：“其实，脊椎矫正是一个长期的保健过程，各个年龄都适用，就像坚持刷牙一样，这是一种健康理念。”
　　 从 2001 年开始，董安立面对有行业执照的医生开办脊椎矫正学习班，专门请了美国几位研究脊椎矫正的教师来授课。但第一期 4 个月讲下来，赔了 8 万元。提及这个问题，他有些无奈：“是赔了。我已经开办了3 期，学员最少的一期只有6 个人，怎么能不赔呢？”但董安立又说：“不过，现在第一期学员都可以自己上岗诊治病人了，这对我是个很大的安慰。要知道现在中国有多少人因为不当的治疗而致死致残，中国需要经过系统培训的专业人员。”“如果赔钱，经费从哪里来？”面对这个问题，董安立犹豫了一下：“我把美国的诊所卖了。2002 年卖了一家，去年把那个最佳诊所也卖了，就剩下我妻子打理的那家。”但他很快又笑笑：“反正我又不在那里，她一个人也照顾不过来。”
　　 除了办讲习班，董安立还到医科院校、机关、中小学去做免费讲座，参与组织“脊椎健康之友联谊会”，梦想建立中国第一所脊椎矫正专科医院。他明白这项工作的艰辛与漫长：“刷牙这样一个简单的事情，也用了几十年的时间来推广，何况是保护脊椎？这是一项工程，我是在做一些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情”。

　　女儿的眼泪让他的目光中多了几分柔情和歉疚

　　“你不知道我的女儿多懂事，每半年我才回去呆两周，每次走的时候小丫头都趴在我肩膀上掉眼泪，问：‘爸爸，你到底在北京干什么呢？’怕我难受，还抬头冲我笑一下。那个时候，真希望她冲我闹啊！”谈到家人，董安立的言语中充满柔情，也有一些歉疚。刚刚在紧张工作中专注的目光柔和起来，显出一些疲惫。
　　 记者问他：“几年来，在中国发展脊椎矫正事业，有没有什么遗憾呢？”一直侃侃而谈的他静默了。董安立永远忘不了每次回国和妻子、女儿分别的那一幕，可爱的女儿趴在他的肩上撒娇后，向他嫣然一笑，眼里却流下委屈的泪水；他更忘不了老母亲去世前深情的目光，要知道，在母亲病重的那段日子里，这位深明大义的老人，为了不影响儿子的工作，一直不让家人通知他。直到最后时刻，电话把他从万里之外召回到病榻前，那一刻，他的心灵经受着痛苦的折磨。
　　 采访结束时，记者被墙上的一幅巨大的“人体脊椎骨骼图”所吸引，人类的这条脊梁就这么简单地呈现在眼前，它顽强地支撑着人的身体。因为这一张“脊椎图”使董安立得到满墙的锦旗，使他得到患者的认可；因为这张“脊椎图”使董安立走上了脊椎矫正这条路，使他坚定不移地走上了让所有中国人挺起脊梁的这条路，对他来说这是一生的责任。